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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一周书记:文学想象与……正在改变的时代

2019-11-28 10:19:53 阅读量:1565
  

 

诺斯罗普·弗莱(1912-1991)是加拿大文学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和原型批评的创始人。他在西方文学研究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弗莱一生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学和理论批评。他为文学和生活、文学和自由辩护,但他并不天真地认为这种辩护和说服对任何人都有效。他知道雪莱的《为诗歌辩护》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但他更清楚地知道,它不可能说服那些需要被说服的人,正如我们都知道唤醒一个沉睡者是不可能的一样。他于1964年出版了通俗文学理论书籍《培养想象力》(原书名:受过教育的想象力,1964年;李雪飞,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5月),这些问题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文学在当今世界的意义是什么?如何揭露已经变得虚伪的日常言论?想象力如何帮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弗莱在这本薄薄的小书里以类似的方式讲述了六个主题:隐喻动机、教学与歌唱学校、时间巨人、梦想之地的钥匙、亚当的脊梁、文学天赋灵感,这些主题本身都有很强的文学修辞性,通过对主题和符号的描述、想象、隐喻等文学阅读中会反复遇到的文学技巧,梳理出一种理解文学意义、文学与生活关系的方式,并论述了想象在文学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弗莱一再警告读者不要机械地把这种关系理解为来源或反映。原因很简单:“文学属于人们建造的世界,而不是人们看到的世界。它属于人们的家,而不是他们的生活环境。”(15页)关键问题是人们经常混淆文学的主题或内容与文学的形式。“我们的原则是,文学的形式只能来自它自己。它们不能存在于文学之外,就像奏鸣曲和赋格曲不能存在于音乐之外一样。这一原则对于理解我们的文学状况非常重要。”(31页)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对“原创性”或“灵感”等来源的理解。弗莱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许多人认为原创作家总是直接从生活中获得灵感,只有平庸或模仿的作家才能从书籍中获得灵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唯一有价值的灵感是澄清写作形式的灵感,它更有可能来自已经有某种文学形式的东西。”(55页)这对许多在生活中寻找原创灵感的创作者来说是一个打击:他们应该回归文学传统!应该仔细阅读,再读一遍!另一方面,文学不能变成指导生活的教条。弗莱认为所谓的“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是有问题的。他认为,“无论文学在培养想象力和扩大词汇量方面有多大帮助,直接用它来指导生活都是极其疯狂的教条主义。”(72页)那么,人们应该问的是文学在当前扮演什么角色?文学与我们的现实和未来之间更真实、更尖锐的联系是什么?事实上,这不是一个可以有标准答案的测试科目。它的答案因人而异,尤其与提问者自身生存真理和精神存在的维度密切相关。它揭示了另一种接近文学的方法——我们必须尽可能接近所有那些在黑暗中产生、在混乱中成形、在痛苦中传递温度的文学文本。我们必须和这些课文一起尖叫、哭泣或欢笑。我们所有的冷漠和热情,所有的怀疑和想象都在文学文本中找到了面对现实的坚实位置。让我们折磨现实,从想象的文本中走向未来。

进一步发展的主题是文学如何在法律面前捍卫自己的自主权和自由权。“由于写作中有大量的非自主因素,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像人类一样体现了有意识的愿望或意图。因此,不能制定法律来控制他们的行为,并确定他们做某事的倾向或意图。文学作品涉及法律纠纷,因为它们冒犯了一些强大的宗教或政治利益……”(第76页)这并不是否认文学创作者有他们自己的主观意图,而是试图解释限制文学的法律(或“指导原则”)不能作为限制人们行为的法律而颁布。

然后,想象的重要性在弗莱关于文学的本体论讨论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想象给了我们一个比我们通常生活的世界更好和更坏的世界,并要求我们不断地同时观察。”(80页)在我们已经熟悉的句型中,“没有最好的,只有更好的”或“没有最坏的,只有更坏的”,我们实际上是指想象力的力量和可能性。在想象可以达到的经验边界上,弗莱的观点很有启发性:“无论我们在生活中积累了多少经验,我们都永远不会达到想象给我们的经验维度。只有艺术和科学能做到这一点,其中,只有文学能给我们想象中的深度和广度。”(84页)在他看来,这种深度和广度是想象中天堂和地狱的高度和深度,是对人类生存和命运的终极启示。他甚至断言,“想象力是我们所有社会生活的真正基础。”(112页)因此,我们必须“培养想象力”。只有借助想象的翅膀,我们才能学会识别无耻的陈词滥调,打破无知和犬儒主义交替形成的意识形态和语言牢笼,无愧于一种自由的语言。事实上,想象力不仅在文学中特别重要。20世纪40年代,历史学家约翰·惠津加说,“我把历史视为一种富有想象力的知识形式”。“事实上,在我看来,历史学家最重要才能是想象力,而不是幻想。通过想象的力量,历史的原始面貌可以再现,这样其他人就可以感受到过去时代/人们的声音、面貌和笑声。正如米斯利所说,“历史是复制品。" "(《历史变迁表》,见陈启能、倪卫国主编《历史与现在》,226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不仅在历史想象的翅膀中如此重要,而且离不开想象在现实斗争中带来的洞察力和灵感。历史和实践经验都可以证明一个事实:当酷刑施于身体和思想控制相结合时,想象力是支持人性不被击败的重要力量。

在我的阅读经历中,想象力带来的最严肃的思考和自由的情感是鲍勃迪伦唱的歌词。《时代在改变》这首歌源于对城市本质的理解和在想象中完成的时代。关于政客、大喊大叫的人和街道的歌词是关于城市的焦虑和愤怒。因此,诗人呼吁人们“不要在路上停下来”,因为“一场战争正在外面/愤怒地/将会震动你的窗户和墙壁/因为时代在改变”。至于我们更熟悉的歌曲《随风飘荡》,它的质疑来自想象力。尽管这九个问题的答案注定会随风飘逝,但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时代政治想象所能达到的最令人兴奋的界限。此外,还有一首由一位资深文学评论家写的小诗叫做《鲍勃身体的再现》。虽然这只是迪伦句型的意译,但它也有真实而残酷的想象问题:“一块石头/抱在怀里需要多长时间/只是一点点温暖//一盏灯/在黑暗中奔跑需要多长时间/只是到达彼岸//一滴眼泪/挂在脸上需要多长时间/只是流进心里//日历上的那一天/举起//一个问号/需要多少感叹号/只是回答!//”只是证实Frye的创作灵感只能来自文本分析。弗莱在他的书《培养想象力》的结尾说,“想象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隐藏在可见的人类社会背后的人类社会的真实形式。这是一个关于人们已经做了什么和可以再做什么的世界。这是一个通过艺术和科学向我们揭示的世界。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死的世界……”(125页)这是文学想象对“时代在变化”的回应。在不断变化的城市和时代,文学想象的力量不断证明了我们。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史:冲突与变革》, 1949-1976,剑桥大学出版社,2019年

几天前,当我到达纽约时,一个年轻的学生给我看了两本今年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书。瞥了一眼后,我觉得它值得一读。德国科隆大学现代汉语研究教授文浩可能对国内研究人员并不陌生。作为研究毛泽东中国社会史的新一代西方学者,他不仅强调对文献资源的掌握,而且力图使对史料的分析更加准确和深入。他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和苏联的饥荒政治》(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的中文译本在有效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和植根于学术研究的道德勇气方面给学术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新书《毛泽东主义中国的社会史:冲突与变革,1949-1976》(亚洲史书新方法19,剑桥大学出版社,2019)的研究视野比前一本书更广阔,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目标、框架和方法也更加突出和清晰。本书共分为8章:1。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分类、阶级和分布:2.新民主主义与新中国的建立(1949-1952);3、向国家社会主义过渡(1953-1957年);4、大跃进(1958-1961);5、从调整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5);6.早期文化大革命(1966-1968);7.文化大革命后期(1969-1976);8.毛泽东时代在中国改革中的遗产和延续。从叙事框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历时性的研究视角。几个历史发展和过渡阶段的划分和关键词表明作者对划分时期有着敏锐而准确的意识。作者表示,该书采用多层次的视角和各种资源进入那个时代的社会史,试图在评价成就和揭示问题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从而表现出审慎的学术态度。该书的历史社会学视角主要关注那个时代各种社会成员的身份差异,如阶级身份、性别和城乡户籍。通过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地方干部和少数民族等群体的分析,揭示了在这种身份差异的社会背景下,社会建设和改革的种种努力和挫折,揭示了这一历史发展中面临的各种复杂挑战,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些充满希望和恐惧的历史记忆。值得思考的是,作者从社会史的角度强调了城乡身份差异的严重性和广泛影响,认为这是一种比阶层构成差异更重要的社会分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城乡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将其描述为‘二元社会’。到1958年,……城市户口持有者可以通过国家发行的供应票据以较低的价格购买食品和重要消费品。大多数城市人口被组织成单位制,享受社会福利和廉价住房。......然而,就食物、衣服和布料、住房或医疗保健等基本生活用品和服务的分配而言,阶级差异实际上不如城乡差异重要。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为农村居民意味着受到农村和土地的束缚。”(第24-25页)从极其丰富的史料或我们这一代人的个人经历来看,这里的描述基本上是准确的。更重要的是,作者在比较研究中揭示的城乡身份差异和阶级身份差异之间的错位确实超出了阶级身份视角的解释。然而,另一方面,应该指出,作者对阶级同一性差异重要性的估计仍然不够。自20世纪20年代共产主义革命兴起以来,他没有看到“阶级”的身份政治一直是关于动员力量和革命斗争对象的核心问题。关于这一研究课题,历史学家高华曾出版过一部专著,题为《阶级认同与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但作者在写这本书时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重要的研究文献。

文浩

英国伦敦大学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学教授朱莉娅·洛弗尔(Julia lovell)今年出版了《毛泽东主义:全球历史》(knopf,2019),这是她对《鸦片战争:毒品、梦想和中国的涅槃》(The Opium War: Drug,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picador,2011;新星出版社,2015年中译本)是继此之后出版的又一部杰作,目前正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几年前,她来上海做学术报告,题目是“1949年后西方的毛泽东思想热”。她提出从跨界比较和研究方法的角度,研究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西方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思想的关注,以及不同国家的国情如何影响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同时,她还指出了西方知识分子的毛泽东热与毛泽东时代中国现实的区别。这本新书可以说是她在这一研究领域成就的总结,也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对毛泽东研究的一些新特点。在书中,兰世玲通过西方人的作品展示了她对中国早期革命的影响以及毛泽东在西方和中国自身的形象的敏感性和分析能力。该书第二章《红星:革命与书籍》分析了斯诺著作的双向先锋影响,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20世纪30年代与毛泽东交往的传说和《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的传播及其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为基础:对于西方人来说,它在共产主义者面前塑造了爱国者的形象。对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来说,它产生了正义的道德召唤力。尽管这种观点并不是她的第一次,但她把这本书及其影响与全球化联系起来,把所有的人都与爱国主义、民粹主义政治策略和军事方法进行斗争,并从全球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传播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其余章节中,作者以广阔的研究视角描述和分析了秘鲁、印度尼西亚、非洲、东南亚、印度和尼泊尔的毛派现象,并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反殖民主义运动与毛泽东思想媒体(如简单、有力、生动的语言和《小红书》等)之间的关系。)。这是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它生动地讲述了中国如何在封闭的环境中,在全球环境中输出自己的思想和灵感。当然,除了历史的视角之外,作者还讨论了“遗产”和“传承”,但在我看来,这里有一种更加模糊和复杂的心态——正如一些批评家所指出的,作者展示了毛泽东主义的全球化现象是如何在今天的中国的西方想象中完全消失的,同时,他也敏感地发现了过去历史中某种道德虚无主义的存在。像安迪沃霍尔这样的艺术家已经把它塑造成一个流行的艺术图标,这被视为坎普风格。从20世纪的政治角度来看,这是极其罕见的。在书的结尾,兰世玲提到了“自觉继承”的话题,并再次表现出对现实和未来的一些敏感认识——作者显然意识到了一个深刻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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